為了長時間保存，就使用了醃漬的手法，而這樣飯加上醃漬過的海鮮就是壽司最原始的由來。
危機能否成為人類文明的轉機呢？端看我們能否正確地認識這些挑戰，並且先見之明地防範未然。大選後幾家歡喜幾家愁，可是還是無法改變台灣夾在兩個大國博奕之間的事實，也繼續面臨敵對勢力不斷地滲透、干擾
芬蘭現在是極為富裕的典型北歐民主自由國家，挪雞鴨（Nokia）的手機一度稱霸全球，可是芬蘭也有很不堪的過去。他從該經驗中認識到：危機也可以是轉機。韓總機夾著泛藍共主之勢挑戰總統大位，原本看起來勢不可擋，沒想到不到半年，民調卻出現黃金交叉，就連民調專家都無法保證蓋牌效應的影響，一再脫序的言行不僅沒幫上忙，反而讓蔡英文得到史上最高票，幾乎沒翻動國會政局。文：Gene 2019年，台灣年度代表字是「亂」，可謂是個動盪之年。他普立茲獎得獎之作——《槍炮、病菌與鋼鐵：人類社會的命運》（Guns, Germs, and Steel: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）利用生物地理學來解釋人類文明起源的原創想法，對學術界的影響力深厚，他的科普書《大崩壞：人類社會的明天？》（Collapse: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）和《昨日世界：找回文明新命脈》（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: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?）在學術界中也有頗多討論。
《動盪》中，賈德．戴蒙先述說個人的危機故事，顯然是本書的靈感來源之一。芬蘭有完全不同於絕大多數歐洲國家的印歐語系語言，原屬於俄羅斯帝國內的自治大公國，1917年12月6日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（十月革命）後不久，芬蘭宣布獨立。前提是你要先清楚自己的問題、知道如何形成、會有哪些習慣性的反應，才能夠針對它改變。
有些人的相處流於表面，缺乏深度溝通和情感連結。很多人剛知道自己是不安全依戀的焦慮型或逃避型，甚至更複雜的紊亂型（焦慮加逃避），會產生一種恐慌感。有些人很快可以自己處理掉，有些人會困擾到睡不著甚至分手，這又是為何呢？ 面對情緒我們永遠要第一個問自己：這裡面我的責任（自己可以處理的部分）是什麼？ 首先要理解，焦慮感的原始來源是對「被拋棄的恐懼」。但如果你今天不知道這套情緒怎麼來的，就會一直靠直覺逃避或焦慮下去，然後關係就玩完了。
確認對方的想法、兩人的親密度是否需要更多經營。檢視自己的期待是否合理，是不是要對方過分犧牲（或自己過分犧牲產生了不快）。
總之不是你的錯，這點一定要反覆告訴一直自我檢討的自己。請把它當成昔日的戰友，它讓年幼的你度過沒有被關注到的日子，好好長大了。那是因為我們很少對焦慮的來源做分析，只能模模糊糊跟發生的事情連結，始作俑者就會變成是對方。以上述因素來看關係中升起焦慮感能怎麼處理： 認知到自己是否是比較敏感而缺愛的人，提醒自己「現在的對象不是過去那些會忽視自己的人」，他跟你一樣重視伴侶，且值得信賴（如果不是請換一個）
1980年代真是個去中國的好時機，比現在開放太多了。寫書或寫文章時，我可能會需要很多不同領域的資料，我至少每種讀個一兩本。台灣，和香港一樣，也改變了。」布魯瑪舉例，「2000年左右，我在寫兩岸三地異見人士的《壞分子》時，認為中國的集權體制會因為逐步開放而漸漸瓦解，但目前看來中國並未這樣發展。
」 布魯瑪表示，公共知識分子發表觀點當然可能樹敵，但也會結識意見相同的盟友，「我想這是自由社會的日常狀況，大家有完全的自由可以不喜歡某些東西，甚至憎惡某些東西。而布魯瑪擁有的幾個身分中，最為人知的或許是「公共知識分子」。
」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之前，中國的確充滿開放改革的氣息，當時布魯瑪在香港做雜誌工作，同時記錄中國異議分子的狀況，時常到處旅行，包括中國和台灣。」布魯瑪說，「我正在找學習的材料、我對亞洲一無所知——除了我喜歡中式食物。
「那時選讀中文倒沒有什麼特別深沉的理由。文：犁客 「對於『公共知識分子』這詞，我也覺得很困惑。」 閱讀布魯瑪的作品，總令人好奇如此學貫東西的閱讀習慣如何養成。」伊恩．布魯瑪（Ian Buruma）笑著說。如果只想嘩眾取寵，發表大家想看的言論，自己沒有觀點，那你不如去當銀行家，多膁點錢。」布魯瑪說，「那篇文章是他個人心境的抒發，而我不大相信那麼多人會因為讀一個人自抒心境而感情受創，這也未免太敏感了。
」 這並不是理論上說說。布魯瑪對此講得相當輕鬆，「我的閱讀習慣一直沒變。
」 就是為了好玩 既然到台灣觀察總統大選，布魯瑪不免被問起對台灣民主的看法，「我覺得蠻成熟的啊。所以，我想看看其他人眼中看見的世界，選讀中文，其實是我第一次接觸中國文化。
「我認為目前預測中國未來大概都不會太準確。中產階級、新富階級，假日可以去購物中心消費的人，並不想參與政治，那對體制就不會產生什麼影響，他們或許不喜歡中國共產黨，但他們大多也害怕中國共產黨。
時隔三十年，2020年初他應邀到台灣觀察總統大選之前，也先去了香港，「對我這個八零年代住在香港的人而言，它目前的狀況是很令人振奮的。「談感受沒什麼不對，但那是個人的事。小說或非小說都可以，就是為了好玩。功能完整的民主，就是人民可以把政府換掉。
後來我算是失去與中國事物的連結，直到我八零年代開始在中國旅遊。我大概二十幾歲才養成閱讀習慣，而且我就是為了好玩而讀。
」雖然半開玩笑地表示自己也對「公共知識分子」這頭銜感到困惑，但布魯瑪解釋名詞時輕鬆的語氣裡帶著嚴肅，「這個身分只表示你是個書寫者、思考者，從事政治相關工作，而且會公開表達你的觀點。我不是從孩童時期就開始大量閱讀的人，很多作家在中學時會議學校刊物或在上頭發表文章，我也沒這麼做過。
」布魯瑪說，「現在各國以『感受』激發民眾情緒、但沒有實際討論的政客，做法都是危險的。我讀了中文經典，也讀了《三國演義》等等作品，有些同學很喜歡，但我沒有很受吸引，倒是在那段時間看了一大堆日本電影，結果反而覺得日本文化很有趣。
批評者指出，布魯瑪刊出這名藝人的文章，會傷害包括訴訟關係人在內、廣大讀者的感覺。我一直是個比較視覺化、偏好攝影的人。「最早應該是十九世紀的法國作家左拉，投書替當時『德雷弗斯冤案』的當事人發聲，也就是說，開始有知名的小說家、知識分子，公開書寫政治議題，甚至直接從事政治工作——我想這是『公共知識分子』的開始。但這些看法接下來應要成為公共辯論的一部分，人們應該表達他們的批評，不過不應該用輿論壓力逼迫。
「刊出那篇文章不是為他辯護，也毋關他最後有沒有被定罪，而是維護一個平等的發聲權利。」 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 布魯瑪認為，學習不同文化的優點，是可以學習用不同角度去觀察世界。
2018年9月，布魯瑪因為刊出一篇某加拿大藝人撰寫的文章，被迫辭去他在《紐約書評》的職務——這名會寫會唱會樂器會主持的全才型藝人，前幾年官司纏身，其中包括性侵指控。所以這代表你的責任是誠實地表達自己，並且承擔大眾可能不喜歡那些觀點的風險。
我的意思是，我可以讀一篇關於納粹的訪談，我會覺得這人很討厭，但不會說這篇文章『傷害我的感覺』——這聽起來像是中國政府的政治慣用語嘛。」 布魯瑪聊到他喜歡的侯孝賢電影《悲情城市》和《戲夢人生》，聊到中國在「文化大革命」時期、台灣反倒成為「中華傳統文化」保存地，聊到「內地」一詞在日治時期指的其實是「日本」⋯⋯聊到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想像時，語氣變得比較保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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